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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明清官场的潜规则

自康熙以后清朝不再立太子,但太子所属的衙门却依然保存,当然是些清闲的职位,其中的詹事府就是翰林院编检们获得升迁的中转站,因为它下辖左、右春坊,因此称编检就任为“开坊”。詹事府还有一个掌管图书经籍的“司经局洗马”,非常不容易升迁,因此“洗马”们稍改杜甫的诗句以自嘲:“一洗凡马万古空”。道光以后官员超编,十来年未能开坊都比比皆是;开坊以后,要跳出坊局,升为四品京堂,又非十年不可,此时方为“九转丹成”,终于成为司局级干部。

考中进士已经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,三年一次殿试录取不过三百余名,多少人直至白头却考不中一个功名;点翰林更是士子们梦寐以求的,除非考中进士且成绩优异,否则决无可能;如果不是翰林,此生无法入阁拜相。清朝内阁大学士满汉各两员,正一品,位列文臣之首。满人当官自有捷径,在此不赘,汉人非经数十年且要有万里挑一的幸运,否则不可能得此职。大学士之下还有协办大学士,满汉各一员,从一品,位列六部尚书之上;六部尚书满汉各六员,由于各省总督均挂兵部尚书头衔,他们同样有升任协办大学士的资格,因此协办大学士是一道高门槛,极难跨越。一旦越过此门槛,升任大学士的可能性就很大,毕竟是上面有四个名额,而能升迁者只有两员。

清末翁同龢以帝师之尊任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,实为光绪皇帝之下,众臣之上的第一权臣。当时的首辅为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,他因甲午战败失势,闲居京师贤良寺达5年之久。此时年已过花甲的翁同龢为了升任协办大学士,指使袁世凯前去劝说年已过七旬的政敌李鸿章不如以退为进退休。宦海中打拼几十年的李鸿章是何等老辣,一眼便看穿翁、袁的本意,大声呵斥老部下:“不要再说了,不过是翁同龢想得到协办大学士而已,我退休了,他正好依次递补。你告诉他,如果别人开了缺我管不着,他想补我的缺,万万不能!”可见,即使是状元出身、贵为帝师、掌握朝权的第一权臣想当协办大学士也不那么容易。同样,李鸿章如何会将官位甘心拱手相让?翁同龢和袁世凯纯属与虎谋皮。但翁同龢的运气着实不差,没多久,年近八旬刚复任协办大学士不到一年的李鸿藻病故,翁得偿所愿继任,但没有一年即被罢官发还原籍看管,四十余年宦海沉浮一场空,终于没能再进一步升任大学士成为“状元宰相”。

中国科举自隋创始持续一千余年,成熟于宋,鼎盛于明清。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洋人对科举制度赞誉有加,因为相比与同时代欧洲贵族世袭垄断政权的统治制度,中国科举制度无疑更为合理、开明,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公开、公平的科举制度改变自己的命运,进入帝国的统治精英阶层,即所谓的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。因此中国的科举制度为西方借鉴采用。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了文官考选制度,随后被英国政府采纳,于19世纪中叶形成了西方最早的文官选拔制度。讽刺的是,就在同时,中国的科举考试内容陈腐,培养出的只是大批无法因应时事的八股专才,因而迅速沉沦,于1905年被朝廷彻底废止。

西方的文官选拔制度虽然在形式上模仿了中国的科举制度,但在考试内容与实质上却截然不同。西方的文官只是事务官,并不随民选政府进退,他们政治立场中立,以自己的专业服务于政府,保持政府运行的高效、连续、稳定与公正。文官不仅执行部门首长政务官的政策、命令,同时他们也运用自己丰富的经验提出自己的建议、意见,影响政策,因此文官们被称之为“永不更迭的幕后政府”。政务官们虽然担任行政首长,位高权重,但囿于任期和选举的结果,能上能下,可谓是一步登天,一步落地;而事务官们则循例逐级晋升,主要按照资历享受丰厚的待遇,但职位止于次长,因此也决无“非份之想”,各安天命,同舟共济。

相比之下,中国的进士、举人们经过漫长的数十年寒窗,大多数人是用整个家庭、家族的财力供养,终于其中有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的人博得了功名,自然要回报,而回报只能在官场。在数百万的中国士子中,翁同龢是佼佼者,他年仅26岁就高中状元,真可谓少年得志;仕途也是一帆风顺,更为两朝帝师,自然孜孜以求的就是中国文官们的最高理想“状元宰相”。但历经宦海40余年,深蒙皇帝厚爱,才得到协办大学士,不及一年就罢官回家,一切尽空。

中国的官僚没有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,他们都是职业官僚,即除了当官别无他途,没了升迁都是抑郁,官场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惟一场所。而官场则是一个阶层分明、等级森严的金字塔,顶端只有寥寥数名而已,每跨过一个阶层都困难重重,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才能到达顶端,且也已经是生命的暮年。由于明清官僚尤其是中下级官僚的薪水低,一个真正的清官必然穷困潦倒,官僚们只能寻求非法收入,否则不仅无法回报数十年寒窗以及整个家族的期待,甚至难以维生,因此贪腐无从禁止,成为官场的潜规则;而越高层越有能力贪腐,这更加剧了官僚对升迁的渴望和官场的倾轧内斗,生命所系即以生命搏之;一旦升迁无望,退休在即,便会加剧贪腐,捞最后一桶金。更可怕的是,官僚既是政策的制订者又是政策的执行者,再兼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,他们甚至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蛀空国家。西方从中国学到的只是科举的形式,虽然遗弃了科举,中国却没有从西方学到文官制度的实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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